八百年“重庆”得名之谜
八百年“重庆”得名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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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重庆以宋光宗潜藩升府而得名,至今已八百三十年,然而其名由来一直未有令人信服的说法。盖因现代人对“重庆”一词的理解往往只停留在字面上,而“重庆”特有的家庭伦理关系之义早已淡出了社会生活。从史料中挖掘“重庆”一词的准确含义,梳理其与宋光宗之间存在的密切联系,结合南宋时期建府命名的规律进行推理分析,这是解答“重庆”之问的新路径。

 

关键词:重庆;宋光宗;潜藩升府;地名由来

 

关于“重庆”得名的由来,一直众说纷纭。淳熙十六年(公元1189年)二月,宋光宗即皇帝位,按照潜藩升府的惯例,八月初七,升恭州为重庆府。“重庆”自此得名,延续至今已八百三十年。然而,历史书上没有明确记载“重庆”得名的由来,于是引来了许多的假说和猜想。

 

一、众说考证

 

“二庆之间”说提出,因重庆的地理位置在顺庆府和绍庆府之间而得名。此说的漏洞在于忽视了顺庆、绍庆得府名的时间均晚于重庆,即“重庆府”得名之时还没有“顺庆府”和“绍庆府”,所以此说是错误的。

“双重喜庆”说提出,宋光宗先封恭王,旋即受禅登基,自诩“双重喜庆”,“重庆”之名由此而来。此说虽然寓意美好,却也存在显而易见的漏洞。《宋史》记载,宋光宗1162年封恭王,1171年确立皇太子,1189年受禅登基,三者之间均相隔漫长年月,不可能有好事重至的喜庆感,所以也是错误的。

唐冶泽在《“重庆”得名新考》[[[] 唐冶泽.“重庆”得名新考[J].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05):65-67.]]中提出一个发现:宋孝宗、宋光宗时期,对“重”字使用频繁,存在某种偏好,比如重华宫、重明节。而两宋时期在建府命名上也多次使用“庆”字,比如崇庆府、隆庆府。两字组合,就成了“重庆”。同时他还指出,“重庆”一词曾出现在东汉时期郑玄对《诗经》的笺注里,“重庆府”得名或与此有关。

李正权在《重庆地名杂谈》[[[] 李正权.重庆地名杂谈[M].重庆:重庆出版社,2014:188.]]一书中提出另一种猜想:“祖父俱存”说。“重庆”这个词在古代其实有特殊含义。如果父亲母亲都健在,称为“具庆”;如果祖父母和父母都健在,则称为“重庆”。比如,宋代楼钥的《攻媿集 卷七十三 跋金花帖子绫本小录》载:祖、父俱存者,今曰重庆。明代宋濂的《文宪集 卷五 望云图诗序》载:人之壮年有大父母、父母俱存而号重庆者矣,下此,则父与母无故而号具庆者矣。

然而,宋光宗登基并为潜藩改名时,已经没有“祖父俱存”的情形。光宗的父亲是孝宗,孝宗的父亲是高宗,但高宗并不是孝宗的亲生父亲,而是养父。高宗于光宗登基前两年的1187年去世,正是因为高宗的去世,才促使孝宗决意禅位给光宗。光宗真正的祖父,即孝宗的亲生父亲,名叫赵子偁,早已于1143年去世,那时孝宗才刚入宫不久。

唐冶泽和李正权的发现都值得关注。围绕“重庆”得名的由来,还有哪些疑点?只有逐个解决了这些令人困扰的疑点,“重庆”得名的由来才可能真正浮出水面。

 

《增广重庆地舆全图》光绪十七年(1891年)刘子如绘

 

二、“重庆”之谜

 

针对各种假说、猜想,以及笔者自己的思考,试将“重庆”有关的疑点分析如下:

(一)是否存在“重”字的使用偏好?

唐冶泽提出了“重”字偏好的猜想,然而就在宋光宗的时代,民间对“重”字却并不看好。元·佚名《东南纪闻 卷二》记载,光宗昭告天下立重明节后,当时有民间术士对人说,这不是一个好名字,因为将“重”字拆开是“二千日”,非长久之意,听到的人很惶恐,立刻捂着耳朵跑开了。此后发生的事果然不幸言中,光宗在位只有六个年头,算起来正好近“二千日”。这个故事固然可能是后人附会,但体现了部分人对“重”字的一种看法。

“重华宫”“重明节”“重庆府”都使用了“重”字,而且“重明节”又紧邻着传统节日“重阳节”,这么多“重”字密集出现,究竟是偏好还是巧合?如果真的存在使用偏好,“重庆”就可能是两个不相关单字的组合,“重庆”一词也就失去了特指含义。这种说法得到了一些历史学者的认可,只有找出“重华宫”和“重明节”名称的由来,才可以破解这个疑问。

(二)词典中关于“重庆”的解释是否准确?

李正权的发现很有趣,“重庆”一词包含着家庭的伦理关系,这个用法早已淡出了当今的社会生活,不为人所知。然而“祖父母与父母都健在”这个条件是否绝对?这需要从历史中重新探索“重庆”一词的准确定义。

(三)“重庆府”为什么没有成为“绍熙府”?

这是笔者发现的一个重要疑点。宋代有“潜藩升府”的惯例,即皇帝把自己当皇子时赐封的州升级为府,光宗曾封恭王,恭州正是以此升为重庆府。绍兴元年,宋高宗以年号为越州升府改名,此后的孝宗、宁宗、理宗、度宗皆依此例,把自己的即位年号用在潜藩升府改名上(详见附表:南宋建府一览表),唯独光宗例外。

光宗的年号是绍熙,他有三个潜藩,其一荣州,其二镇洮军,其三恭州。荣州于绍定六年(1233年)升为绍熙府[[[] 李昌宪.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宋西夏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560.]],但那已经是光宗孙子宋理宗的时代了,远在恭州升府之后。为什么光宗不以年号为恭州命名?光宗在位期间并未将荣州升府列入议事日程,恭州作为唯一升府的潜藩更应该以年号命名。如果说1189年光宗刚即位时,新年号尚未产生,那为什么不等待新年号产生之后再进行潜藩升府?如果要以另一个名字代替年号名,必然有更具说服力的理由,或者这个新名字的分量不亚于年号名。以上这些疑点,为“重庆”得名的由来徒增了另一层迷雾。

 

三、“重华”由来

 

重华宫原来叫德寿宫,以前是宋高宗养老的地方。高宗去世以后,孝宗入住,就改名为“重华宫”。《宋史 卷二十八》记载:己未,诏德寿宫改为重华宫。当时的右丞相周必大在自己的《文忠集 卷四》里,记下了“重华宫”改名的过程:丙辰,后殿坐,午时,清华阁内殿奏事,呈万寿宫,不惟魏太武有之,宣和末废神宵玉清万寿宫亦当避。夜来思之重华宫名甚好,众皆称善,上曰:极切当,但恐不敢当耳。

这段记事的大意是:高宗去世后,孝宗在清华阁商量德寿宫改名的事,一开始议万寿宫,但是北魏太武帝已经有万寿宫,宋徽宗也有神宵玉清万寿宫,都应当避免重复。晚上,突然想到“重华宫”这个名字,觉得很好,其他人也都说好,孝宗说:很贴切,但是怕不敢当。

“不敢当”三字透露出,孝宗深知“重华”两字背后的含义。“重华”就是古代传说中的帝王舜。使用这两个字,就是把自己比作帝舜。孝宗是以高宗禅位的方式接过皇位,在自己的苦心经营下,国家实现了中兴。高宗去世后,孝宗尊称他为“光尧寿圣太上皇帝”。虽然外面也有人称他们是“父尧子舜”,但如果自己把自己比作帝舜,总会被认为不够谦虚,担心有人不认可。不过最终,他采纳了这个名字,这表明孝宗对自己的政绩是有自信的。

其实就在前两个月,即淳熙十五年十一月,周必大向孝宗请求辞职,孝宗不允,透露他想禅位的打算,希望周必大继续留在新皇帝身边。也许周必大正是得悉孝宗禅位的打算,联想到尧禅位给舜、舜禅位给禹的故事,于是迎合孝宗,提出了改名“重华”的建议,果然深得孝宗认可。

 

 

考古发掘中的太平门城墙(宋、明、清) 

 

四、“重明”由来

 

“重明节”是指宋光宗的诞圣节,通俗点说,就是生日节。自唐玄宗起,皇帝的生日正式成为全国性的法定节日。宋光宗的生日是九月四日,《宋史 光宗本纪》记载:辛巳,以生日为重明节。

史料中没有找到宋光宗取名“重明”的由来,甚至当时的礼部郎中陆游代丞相周必大起草的“重明节”设立奏表上也没有。然而,九年之后的庆元四年(1198年),宁宗给父亲光宗庆贺生日,在大臣楼钥的一篇贺表里发现了线索。宋·楼钥《攻媿集 贺重明节表》:继明而照四方,夙纪诞弥之节……

楼钥是孝宗、光宗、宁宗三朝的大臣。“继明而照四方,夙纪诞弥之节”是贺表的第一句,目的在于解释“重明节”的含义:继续放射光明而照耀四方(重明),这是一直以来法定的生日节。“重明”的意思,简单来说就是光明相继,表示光宗要继承和发扬孝宗的功业,类似的词语还有“重熙”“重晖”“继明”“继照”等。笔者在宋光宗有关的记载里,发现了大量的此类词语,原来它们早已间接表达了这一层意思。

宋光宗的年号是“绍熙”,“绍”是继承之义,“熙”来自孝宗的年号“淳熙”,“绍熙”的意思是绍“淳熙”之政,即继承父亲“淳熙之治”的功业,让国家继续兴盛,这与“重明”要表达的意思是一致的。在光宗颁布的改元诏书里,也出现了“继照四方”。《宋会要辑稿 礼五四改元诏》:朕懋缵基图,王膺历数。相受一道,日亲奉于燕谋;继照四方,时适乘于亨会……

“重明”一词典出《周易 离卦》:重明以丽乎正,乃化成天下……明两作,离,大人以继明照于四方。

 

五、重庆释义

 

根据前述“重华”“重明”的由来,我们还无法确认光宗在决定“重明节”“重庆府”名称的时候,是否有意参考了“重华宫”名或“重阳节”名,但可以确定的是,“重华”“重明”都不是两个不相关单字的组合。推及“重庆”,笔者认为“重庆”也不应是两个单字的组合,而应该是一个固定的词语,表达了某种特殊含义。那么“重庆”应该怎样解释呢?

罗竹风编著的《汉语大词典》对“重庆”的定义有两个[[[] 罗竹风.汉语大词典(第10卷)[Z].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397.]]:一是指祖父母与父母俱存;二是再度庆祝。然而笔者研究发现,“祖父母与父母俱存”这个定义其实并不绝对。

比如,明·杨荣《重庆堂为曲靖知府晏毅题》[[[] 文渊阁四库全书《文敏集》卷五]]:堂中慈母雪满颠,况是大母尤高年。福禄康宁姑妇乐,旨甘备养孙曾贤。人生重庆有如此,孝慈同萃一门里……

诗里提到,大母(祖母)和慈母(母亲)都健在,慈爱的长辈和孝顺的后辈同在一个家庭里,这就是“人生重庆”的乐事。这里的“重庆”只提到了祖母和母亲,并没有提到祖父和父亲。

另有明·杨士奇《晏太守重庆堂诗》[[[] 文渊阁四库全书《东里续集》卷五十七]]:家居重庆郡,堂奉重庆欢。堂中二亲大母母,白发如银身健康。大母行年九十三,母也今年七十五。姑慈妇孝天锡寿,旨酒在樽殽在俎。蹁跹五綵服,绕膝戏孙曾……

第一句的大意是:家住在重庆府,奉养着祖母和母亲,她们头发都白了,身体很健康。这里也只提到了祖母和母亲,说明即使祖父和父亲已不在世,也可以称为“重庆”。

以上案例说明,“重庆”这个词是可以延伸的,或者“祖父俱存”其实应该理解为,祖辈和父辈至少各有一位老人健在,都可以称之为“重庆”。换一种简单的说法,“重庆”就是泛指“三世同堂”或“四世同堂”的家庭。

 

考古发掘中的朝天门宋代城墙内侧

 

 

六、潜藩升府

 

宋代有“潜藩升府”的惯例。潜藩即皇帝为皇子时所封官职或王侯的州,取义《易经》里的“潜龙勿用”,寓意皇帝的“龙潜之地”。北宋时,州升格为府,前提条件必须是节度州,至南宋时这一条件逐渐放宽,不是节度州的潜藩也纷纷升格为府,一些非潜藩州,也因为是皇帝的诞生地、驻跸地而升格为府,比如高宗驻跸地越州升为绍兴府,孝宗诞生地秀州升为嘉兴府。这些情况都表明,一个地方若与皇帝之间存在特殊关联,将会受到朝廷不同一般的待遇。然而,皇帝在位期间也不是一定要将自己的所有潜藩都升格为府,比如,高宗在位时没有将潜藩蜀州升府,孝宗在位时也没有将潜藩剑州升府。

州升为府,看起来是一个普通的机构设置调整,但由于潜藩与皇帝之间的特殊关系,所以潜藩升府被赋予了多种政治内涵。北宋时,宋徽宗先封长子赵恒为定王,后又升定州为中山府,赵恒就是后来的宋钦宗。南宋人岳珂将此解读为,徽宗以定州升府来预示储君[[[] 刘康瑞.唐宋时期府制专题研究[D].陕西师范大学,2018:16.]]。徽宗还曾追升先代帝王的潜藩,这一做法在南宋时得到了效法。淳熙四年(1177年),孝宗已在位15年,六月十五日追升高宗潜藩蜀州为崇庆府(高宗曾封蜀国公)。庆元元年(1191年),宁宗甫即位,追升孝宗诞生地秀州为嘉兴府。由于光宗拒绝主持孝宗丧礼,皇家的道德权威性受到质疑,朝野出现混乱局面,而民心不稳就会容易生变。宁宗此举意在昭告天下,标榜孝道以稳定民心。同理,理宗追升荣州为绍熙府,大概也有向天下表明对光宗的孝敬之意,皇室稳才能稳天下。由此来看,孝宗升蜀州为崇庆府,也是在向高宗表明心迹、彰显孝道,是年高宗已71岁(虚岁)。

如果我们把时间的放大镜再放大一点,还能看到更多的历史细节。绍兴三十二年(1163年)六月孝宗即位,十月二十二日将自己封王时的潜藩建州升为建宁府[[[] 《宋会要辑稿 方域五 节镇升降》]]。十月二十二日也是孝宗的生日,这一天被定为“会庆节”,每逢节至,宫廷都要举行系列庆祝活动。在自己生日这天,将潜藩升格为府,难免不让人认为,孝宗借此来庆祝自己的生日。第二年即隆兴元年(1164年),十月二十五日会庆节期间,孝宗再次将潜藩洪州升为隆兴府[[[] 《宋会要辑稿 方域五 节镇升降》]]。理宗生日是正月二十六日,绍定元年(1228年)正月二十三日升潜藩成州为同庆府,升黔州为绍庆府[[[] 李裕民.唐代州制是如何演变为明代府制的──宋代地方行政建置研究[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1(02):51-58+124.]]。由此看来,潜藩升府的时机和用意,经常会与祝寿庆生联系在一起。

现在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宋代州升府的人为因素逐渐代替了原有的规则,州作为皇帝潜藩的私人属性凸显,升什么州和什么时候升,都暗含着皇帝深层次的考虑。南宋共建府二十七个(详见附表),除临安府为行在,绍兴、福安、翔龙三府因皇帝驻跸,秀州为皇帝诞生地外,其余二十二个均为潜藩升府。

如此再来看看光宗朝的两次潜藩升府,一次是恭州升重庆府,另一次是剑州(旧普安军)升隆庆府。剑州乃是孝宗的潜藩。《宋会要辑稿 上卷 方域五 节镇升降》记载:隆庆府,旧普安军,绍熙元年九月十日,以至尊寿皇圣帝潜藩升。“隆庆”之名或来自于孝宗的即位年号“隆兴”。光宗生日是九月四日,通常庆寿活动在前后数日[[[] 仝相卿.宋金交聘中“翻译”活动初探——倪思《重明节馆伴语录》考察[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02):36-40.]],九月十日仍属重明节庆期。在自己生日时不升自己的潜藩,而唯独追升父亲潜藩,其中明显透露出对父亲的感恩、恭敬和孝顺之心。既然如此,光宗朝的第一次潜藩升府,即恭州升为重庆府,又暗含着皇帝怎样的考虑呢?

 

 

七、“重庆”解谜

 

周玥在《传承、纪念与寄托——宋代府名浅析》[[[] 周玥.传承、纪念与寄托——宋代府名浅析[J].东岳论丛,2016,37(04):90-96.]]一文中对宋代建府取名方式进行了梳理,归结为三种情况:一是在原来的州名、郡名、军额或所辖县名等基础上取新名,突出地名文化的传承;二是直接以皇帝的年号命名,纪念新的纪元;三是以更有深意的名词替代原名,寄托皇帝的良好意愿。总的来看,新府名要么与当地历史文化关联,要么与皇帝关联,绝不是随意为之。而恭州找不到与“重庆”或“重”字有关的地名渊源(恭州时领巴县、江津和壁山三县),再排除年号方式,只剩下皇帝的“寄托”之义。

前已述及,重庆府的“重庆”应是一个固定词语,按照《汉语大词典》的解释,“重庆”有两个定义。其中“再度庆祝”之义,与“双重喜庆”一样,都是根据字面意义作出的解读。然而,重庆府的“重庆”不可能是“再度庆祝”或“双重喜庆”之义,这不是因为找不到两件可以庆祝之事,而是此时的光宗并不想向天下表达“喜庆”之义。淳熙十四年(1187)高宗去世,淳熙十六年(1189)孝宗让位给光宗,理由是为了给高宗服丧,三年为期,当时只过了两年。服丧期间,皇家所有的庆祝活动都被暂停或从简。比如,《宋会要辑稿 礼四五 宴享》记载:淳熙十二年,泗州报来岁正旦、生辰,彼此权止一年。淳熙十五年、十六年,以高宗服制罢。而光宗当年过生日,一开始也打算一切从简。《宋会要辑稿 礼五七 节》记载:(淳熙十六年)五月十二日,诏今年重明圣节,并乞依会庆节礼例,诸路州军止开启满散道场,不许排宴,亦未合用乐。自来年以后用乐。除去“再度庆祝”之义,余下的就是“祖父俱存”之义。

综合上述观点,重庆府的“重庆”是取“祖父俱存”之义,选用此名“寄托”了皇帝的某种良好愿望。以下将深入论证。

《宋史 卷三十六》记载:八月甲午,升恭州为重庆府。恭州是宋光宗的潜藩。潜藩与皇子只有名义上的联系,皇子不会真的去藩地任职或居住,皇帝即位前真正的住所被称为潜邸(或藩邸)。光宗为皇子时,先在皇城外的恭王府居住,立皇太子后,搬到大内东宫居住。潜藩与潜邸都与皇帝关系密切,有时这两个名词还可以混用。比如,《宋史 理宗纪》记载:丁卯,以皇帝潜邸,升黔州为绍庆府,成州为同庆府。

潜藩升府是宋代的惯例,然而为什么光宗放弃年号而以“重庆”为恭州更名?光宗与“重庆”一词有着怎样的联系?笔者通过史料查询发现,“重庆”一词的确与光宗关系紧密,甚至可以说如影环绕。

如前所述,“重庆”一词本身的含义是“祖父母与父母俱存”,延伸为“三世同堂”或“四世同堂”。三世同堂已经令人羡慕,四世同堂就更加罕见了。明·杨荣《重庆堂为御史崔仲玉赋》[[[] 文渊阁四库全书《文敏集》卷四]]记载:君家积善肇庆源,云礽奕叶森相传。一门四世总无恙,自是五福能兼全……嗟哉重庆世罕有,伟矣君家德深厚。勉旃忠孝两无亏,岁岁高堂介眉寿。

四世同堂已是民间罕有,如果放在皇家,就更加罕有了。光宗于乾道七年(1171年)立为皇太子,此时的皇家堪称最为辉煌瞩目之时。

高宗禅位给孝宗,获得朝廷上下的好评,也博得了“中兴之主”的美称。孝宗即位后,平反岳飞冤案,整顿史治、重视生产,锐意收复中原,百姓生活安康,史称“乾淳之治”。想象一下,光宗被立为皇太子的仪式上,高宗与寿圣皇太后吴氏,孝宗与寿成皇后,光宗与妻李氏,儿子赵扩(即宁宗)与妻韩氏齐聚一堂,“中兴”的国家与“四世重庆”的皇家皆达至鼎盛之时。

光宗为皇太子居东宫时,大臣范成大曾献上两首《东宫寿诗》:

其一:甲观秋弥月,前星蚤丽天。君亲重庆日,家国中兴年……[[[] 文渊阁四库全书《石湖居士诗集》卷二十四]] 

其二:有赫题期盛,无疆嗣历昌。中兴归濬哲,重庆启元良……[[[] 文渊阁四库全书《石湖居士诗集》卷二十八]] 

这两首诗对仗公正,具有一个共同特点,都以“中兴”对“重庆”,也就是把国家的繁荣兴盛与皇家的四世同堂两件事并排在一起看待,强调了国事与家事关系紧密、难以分开。“中兴归濬哲,重庆启元良”的意思是:国家中兴归功于有智慧的君主,皇室的福泽延绵启发开导了贤德的太子。“君亲重庆日,家国中兴年”的意思是:皇家四世同堂的日子,也是国家兴盛的年代。

淳熙十四年(即1187年)高宗去世,享年八十一岁,他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长寿帝王。而寿圣皇太后吴氏更加长寿,庆元三年(1197年)病逝,享年八十三岁,历经高、孝、光、宁四朝,是历史上在位(含太后)最长的皇后之一。吴氏绝非普通女流,在政治上极有影响力。孝宗幼时入宫,吴太后是他的养母,孝宗的皇后谢氏曾是吴太后的侍女,光宗的皇后李氏也是高宗和吴太后保的媒,吴太后曾帮助光宗劝说孝宗禅位,光宗登基后又向吴太后求教用人之道,光宗因不主持孝宗丧礼而引起朝野恐慌时,又是吴太后出面主持大局,并扶持宁宗即位。寿圣皇太后吴氏“母仪四朝”,发挥了举足轻重,甚至扭转乾坤的作用。

由于吴太后还在世,所以对光宗来说,这个至尊皇家仍然可以称为“重庆”。淳熙十六年(1189年)光宗即位之后,陆游替丞相周必大起草了一个贺表。《陆游全集 南宫表笺 丞相率文武百僚上皇帝贺三殿受册表》:重庆有光,仰东朝之慈爱;双亲并奉,极北内之尊荣……

贺表第一句第一个词,就强调了“重庆”。这句话的大意是:祖宗福泽的绵延光大,仰赖于皇太后(东朝)的慈爱;精心奉养双亲(指孝宗和寿成皇后),让他们享受重华宫里(皇帝居大内,孝宗居重华宫在大内之北,也称北内)最极致的尊荣。虽然这一句是从丞相口里说出,但表达的却是光宗对吴太后和孝宗夫妇极致的感激和尊敬。

绍熙三年(1192年),起居舍人陈傅良向光宗进言:……今陛下上有重庆之亲,以慈俭闻四海,下有盛年之子,以孝敬闻两宫,三朝累世、旷古所无……[[[] 文渊阁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 卷四》]]

绍熙五年(1194年),吴太后即将迎来八十大寿,这是邦家之大庆。为庆祝吴太后寿辰,绍熙四年(1193年)十一月二十日,光宗为吴太后送上尊号“寿圣隆慈备福皇太后”,册文曰:皇帝臣惇,身见三世,再逢揖逊,举褥仪,于以侈大庆而章盛德,其可已乎……今者申辑闳休,增崇丕号,又孰有大于此者乎伏愿殿下对越嘉会,昭迪令猷,协海宇之欢心,袭宫闱之重庆,永膺寿嘏,绥于圣父,以施于孙子,同垂万世无疆之休,岂不韪欤!臣诚欢诚忭、稽首再拜,谨言[[[] 文渊阁四库全书《宋会要辑稿 礼五 后妃尊号》]]。

以上可见,围绕光宗立皇太子到即位前后,官方文书、大臣奏议和相关诗词中多次出现“重庆”一词,足可见其对国家、对皇室、对光宗皆意义重大。没有祖宗的福泽,没有两位先帝建立的大业,没有吴太后的扶持,光宗就不可能当上皇帝,所接手的也不会是一个“中兴”的国家。然而仅靠这一点,还不足以解释光宗把恭州更名为重庆府的原因,还需要一个更为直接的动因,促使光宗做出了这一重大决定。

 

 

中国人常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家庭、家族的观念深深地植入中国人的价值观里。“具庆”“重庆”表达了一种家族的幸福和乐,正是中国人所追求的目标,父母双全的家庭会把厅堂取名为“具庆堂”,三世或四世同堂的家庭则会把厅堂命名为“重庆堂”。

比如宋·释德洪在《吴子薪重庆堂》[[[] 文渊阁四库全书《石门文字禅》卷七]]里写道:……堂中二老斗康强,夫妇承颜荐寿觞。朅来儿侄俱登第,举族请名重庆堂……这句话的大意是:家里两个老人身体很健康,夫妻俩很孝顺,给他们献上了寿酒。儿侄辈很争气,都考取了进士,族里的人都希望他们把自己的厅堂改名为重庆堂。

清代王学权著有医论著作《重庆堂随笔》。为什么取名重庆堂,其后人在书中有一段解释:逾年,其祖古稀,其父知非称觞日,适余姐举一男,重闱大悦,爰名其堂曰“重庆”[[[] 王学权.重庆堂随笔[M].江苏: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3.]]。大意是:第二年,祖父(王学权)已七十,父亲(王永嘉)五十岁生日举办宴席的时候,正好我姐姐生了一男丁,祖父大喜,把家里的厅堂更名为“重庆堂”。

以上案例让我们认识到,古代有一种民间传统,三世或四世同堂的家庭,会把自己的宅第改名叫“重庆堂”,而这种改名通常发生在祝寿或添孙的家族喜庆时刻。笔者由此联想到,恭州是光宗皇帝的潜藩,相对于潜邸,潜藩就象是皇帝的另外一个“家”。“重庆”既然对光宗如此重要,光宗是否可能效法民间改名“重庆堂”的习俗,把自己的另一个“家”改名为“重庆府”?更何况,“府”这个字既是行政区划的建制名,也表示贵族所居住的府第。从“重庆堂”到“重庆府”,这是民间文化习俗与朝廷地方管理之间的一种有趣互动,“重庆府”无疑是一个绝妙的双关语。 

然而还有个重要问题,即前文提出的疑问,为什么光宗要在年号产生之前急于把恭州改名为“重庆府”?是什么事件促使他这样去做?刚才提到民间改名的一个触发动机是祝寿或添孙,那么在“重庆”改名的1189年,这个至尊皇家是否经历了这样两件事?史料显示,光宗有两个儿子。长子赵挺生于1165年,后早亡。次子赵扩(即宋宁宗)生于1168年,1185年娶妻韩氏,1193年才得到第一个儿子,不幸的是,他共生了9个儿子,都在未成年时夭折了。

淳熙十六年(1189年),皇家没有添子添孙或婚配的喜事,然而,每一年都会有人过生日。1189年8月,就在重庆府得名的同一月,家族中最受尊崇的老人,寿圣皇太后吴氏迎来了74岁寿辰。《宋会要辑稿 皇后皇太后杂录淳熙杂录》:八月二十一日,寿圣皇太后生辰,皇帝诣慈福宫上寿。每岁如之。

虽然重庆升府是在八月甲午(初七),还没到吴太后生辰,但是庆祝吴太后生日的工作早在一个月前已经开始了筹备。《宋会要辑稿 皇后皇太后杂录淳熙杂录》:淳熙十六年(1189年)七月三日,诏皇太后生辰奉银三万两、金五百两,令左藏西上库依例排办投进。

由于此时仍在高宗服丧期,一切庆祝活动从简,而前述“皇帝诣慈福宫上寿每岁如之”记录于“绍熙元年”(即1190年),笔者判断,光宗每年到慈福宫向吴太后行上寿礼,是从绍熙元年才开始并形成惯例的。但是,不行上寿礼并不代表不过生日,生日费仍然要奉上,而且还可以其他方式表达祝贺,毕竟吴太后对光宗来说甚为重要,这还是光宗即位后吴太后所过的第一个生日。

不行上寿礼仪,又要表达贺寿之意,于是光宗决意不使用年号名,赶在吴太后生日前,依照民间习俗,把视同自己另一个“家”的潜藩改名为“重庆府”以示庆贺,把群臣经常称颂的“四世重庆”落在与皇帝息息相关的一个地名上,让万世永远记得这个辉煌的皇族之家,也提醒自己不忘“中兴”的使命。

现在回看光宗在位时的两次潜藩升府,一次是在吴太后生日之际,以自己的潜藩用“重庆”命名,表达对吴太后的孝敬;另一次是在自己生日之际,追升孝宗的潜藩,以表达对父亲的孝敬。对宋光宗来说,吴太后和孝宗是他最重要的两位家人,这样的解释,符合他在历史上这段时期的形象,所以“重庆”之谜由此解开,也就欣然可以理解了。

 

 

 

八、重庆由来

 

“重庆”这个词究竟是怎么来的?笔者分析,重庆的“重”可能来自于“重(zhòng)闱”。按词典解释,重闱意为重重宫门,指深宫,也指代父母或祖父母。

旧时有祝寿用语:令祖华诞,堂开重庆,三代联欢,喜气盈庭。“重庆”本指“三世同堂”或“四世同堂”,这个词出现在众多的诗文典籍中,表明古时已形成了一种特有的家庭伦理文化。如果一个南宋时期的民间百姓,听说朝廷把恭州升为重庆府,联想到临安城内的皇室家庭,一定会会心一笑,因为这是不言自明的。然而,“重庆”这个词在经历宋代和明代的盛行之后,已逐渐淡化直至佚失。

当我们回答了“重庆”是什么的问题,就是找回了一种丢失的文化传统。可以说,正是“重庆市”的名称,把“重庆”所包含的深刻文化内涵永远留在了世上。重庆的“庆”字,不是喜庆,也不是庆祝之义,而是福泽、福气之义。家里有老人,特别是祖辈和曾祖辈的老人,不仅是值得庆祝的乐事,更是家庭的福气和幸福,这是一种人间的天伦。从根本上说,“重庆”一词是中国家文化和孝文化的体现,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主要、最核心的内容之一。本文仅对此作了粗浅的挖掘,更深层次的内涵,还有待专门的历史文化学者深入研究。如果要用四个字对“重庆”的内涵进行概括,笔者认为,可以用“天伦之福”。

最后,对本文的主要观点小结如下:

1.“重庆”指祖父母和父母俱存,延伸为祖辈和父辈“三世”以上家庭同居一堂的情形。这一词义盛行于宋、明时期,今已不用。

2.“重庆府”之名来自于宋光宗为贺寿圣皇太后吴氏寿辰,依照民间将厅堂更名为“重庆堂”的习俗,将自己的潜藩恭州更名为“重庆府”。

3.“重庆市”将“重庆”这个词的文化内涵永远留在世上,可以将其概括为“天伦之福”。

附表:

南宋诸帝建府一览表

皇帝

年号

原州名

府号

升府年代

说明

府号由来

宋高宗

 

建炎

绍兴

杭州

临安府

建炎三年(1129)

行在

以所辖临安县而名

越州

绍兴府

绍兴元年(1131)

驻跸之地

以绍兴年号而名

康州

德庆府

高宗潜藩

或“以其德而致庆”为名

桂州

静江府

绍兴三年(1133)

沿用静江军额名

宋孝宗

隆兴

乾道

淳熙

建州

建宁府

绍兴三十二年(1162)

孝宗潜藩

或取所辖“建安”“瓯宁”县名各一字,合而为名

洪州

隆兴府

隆兴元年(1163)

以隆兴年号而名

鼎州

常德府

乾道元年(1165)

沿用常德军额名

宣州

宁国府

乾道二年(1166)

沿用宁国军额名

蜀州

崇庆府

淳熙四年(1177)

高宗潜藩

沿用崇庆军额名

宋光宗

绍熙

恭州

重庆府

淳熙十六年(1189)

光宗潜藩

或以四世重庆之皇室而名

剑州

隆庆府

绍熙元年(1190)

孝宗潜藩

或借隆兴年号赋新名

宋宁宗

庆元

嘉泰

开禧

嘉定

明州

庆元府

绍熙五年(1194)

宁宗潜藩

以庆元年号而名

秀州

嘉兴府

庆元元年(1195)

孝宗诞生地

以所辖嘉兴县而名

英州

英德府

宁宗潜藩

沿用“英”字赋新名

舒州

安庆府

沿用安庆军额名

嘉州

嘉定府

庆元二年(1196)

沿用“嘉”字赋新名

宋理宗

 

 

宝庆

绍定

端平

嘉熙

淳佑宝佑

开庆

景定

邵州

宝庆府

宝庆元年(1225)

理宗潜藩

以宝庆年号而名

果州

顺庆府

宝庆三年(1227)

或取“祥顺吉庆”之义

黔州

绍庆府

绍定元年(1228)

或借绍定年号赋新名

成州

同庆府

取所辖同谷县首字赋新名

荣州

绍熙府

绍定六年(1233)

光宗潜藩

以绍熙年号而名

宋度宗

咸淳

忠州

咸淳府

咸淳元年(1265)

度宗潜藩

以咸淳年号而名

温州

瑞安府

以所辖瑞安县而名

严州

建德府

以所辖建德县而名

宜州

庆远府

沿用庆远军额名

宋恭宗

德祐

/

/

/

/

/

宋端宗

景炎

福州

福安府

景炎元年(1276)

驻跸之地

以所辖福安县而名

宋怀宗

祥兴

广州

翔龙府

祥兴元年(1278)

驻跸之地

或寓天子驻跸之义

 

参考文献:

[1] 唐冶泽.“重庆”得名新考[J].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05):65-67.

[2] 李正权.重庆地名杂谈[M].重庆:重庆出版社,2014:188.

[3] 李昌宪.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宋西夏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560.

[4] 罗竹风.汉语大词典(第10卷)[Z].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397.

[5] 文渊阁四库全书《文敏集》卷五

[6] 文渊阁四库全书《东里续集》卷五十七

[7] 刘康瑞.唐宋时期府制专题研究[D].陕西师范大学,2018:16.

[8] 《宋会要辑稿 方域五 节镇升降》

[9] 《宋会要辑稿 方域五 节镇升降》

[10] 李裕民.唐代州制是如何演变为明代府制的──宋代地方行政建置研究[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1(02):51-58+124.

[11] 仝相卿.宋金交聘中“翻译”活动初探——倪思《重明节馆伴语录》考察[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02):36-40.

[12] 周玥.传承、纪念与寄托——宋代府名浅析[J].东岳论丛,2016,37(04):90-96.

[13] 文渊阁四库全书《文敏集》卷四

[14] 文渊阁四库全书《石湖居士诗集》卷二十四

[15] 文渊阁四库全书《石湖居士诗集》卷二十八

[16] 文渊阁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 卷四》

[17] 文渊阁四库全书《宋会要辑稿 礼五 后妃尊号》

[18] 文渊阁四库全书《石门文字禅》卷七

[19] 王学权.重庆堂随笔[M].江苏: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3.

 

文稿:何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