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忙碌与充实中，2015年匆匆离我们而去。经历了一年的刻苦磨练，挥洒了一年的辛勤汗水，我们又有了新的成长，新的收获。1月27至28日，我院2015年业务科研成果汇报会如期举行。在两天的时间里，先后有24位同事走上讲台，报告内容十分丰富，涵盖了考古学研究、文物保护修复研究、古建及文物保护规划研究等三大领域。

考古学研究所占的比例最大。其中，城址考古是我院2015年田野考古中的重点，袁东山研究馆员作为项目领队回顾了合川钓鱼城遗址到目前为止的9次考古工作，从考古材料出发，重点分析了南宋钓鱼城的布局与攻防体系，对历史时期的城址考古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孙治刚在相关文献的基础之上，结合考古调查发现，为我们揭示了以崖为城、以江为壕的重庆天然城防；蔡亚林重点介绍了朝天门城墙遗址的新发现，总结了该遗址金城汤池、城堤一体的选址布局。

 墓葬考古一直是我们的传统优势领域，今年集中了出现一批依托考古发现的墓葬个案研究。白九江研究馆员以北碚区南宋杨元甲夫妇墓出土的墓志文、楞严咒、镇墓文、后龛匾题为材料，重点分析了川陕地区南宋职官与举荐制度、民间镇墓习俗中的佛教与道教因素等问题；周勇介绍了巫山县黄膏泥墓地的考古收获，认为该墓地或许为一处经过布局的西汉时期公共墓地；汪伟梳理了万州区万顺墓地的材料，在墓葬断代的基础之上，重点就墓底石、墓葬砌筑、出土陶文等提出了新的认识；2015年的消落区考古中发现了一座较为罕见的双室石室墓，发掘者肖碧瑞从墓葬时代、形制、装饰以及墓主身份的角度进行了一定深度的研究；徐鹰在文化因素分析的基础上，对丰都林口墓地M2所反映的人类精神信仰进行了归纳；杨鹏强反思了明代李文进夫妇墓出土的七星板，认为其应是该时期道教北斗信仰中“卧斗存思”的实物反映。

 专题研究与往年相比有所增多，陈锐在对汉砚综合研究的基础之上，认为院藏汉代石质研磨器可能为书写用具；邵星积梳理了西南地区的早期佛教因素，对其的传播与发展提出了新的认识；徐进分析了潼南县千佛寺造像中的密教因素，进一步归纳了四川地区唐代密教信仰，认为密教造像题材经历了一个由显入密的过程；王洪领对峡江地区两宋时期景德镇青白瓷器进行了较为全面地收集，以类型学分期研究为前提，归纳总结了该窑口青白瓷在峡江以及整个四川地区的行销状况；牛英彬结合最新考古发现，从改良、革新、蜕变等三个阶段，为我们揭示了四川盆地制盐技术的近代化进程；马晓娇以峡江地区为中心，梳理与展望了重庆地区的环境考古学研究；徐克诚总结了在实际工作中制作拓片的心得体会。

近年来，我院在文物保护修复研究领域取得了多项重要突破。黄悦从材料与工具两方面，为我们分享了我院在瓷器修复方面的最新成就；贾一鸣结合自身的学科背景，分析了纳米材料在文物再修复中的应用原理；青铜器修复在我院的文物修复工作中一直占有较大的比例，顾来沅归纳了青铜器腐蚀产物的类别，以“南海Ⅰ号”出水铜钱、铜环保护修复为实例，认为在修复中需根据文物实际情况采取与之相适应的保护方法；叶琳从制作工艺和保存环境两方面，分析了鎏金层的病害因素，结合实际工作，为我们介绍了凝胶技术对文物清洗的新突破。

 在古建和文物保护规划领域，大会共收到4篇汇报。肖冠兰博士梳理了古典建筑与乡土建筑这两条中国建筑史上的文化脉络，认为由民间建筑的精华汇集成的古典建筑体系，同时在影响和引导民间建筑的哲学与形态取向；白帝城大遗址保护总体规划是我院近年来在文物保护规划领域的代表作，白莹回顾了规划编制的进程，对规划内容与成果做了系统性的介绍；刘远坚介绍了文物建筑保护设计的工作流程，并结合实际工作，总结了在方案编制中的常见问题；刘燃重点介绍了欧洲古建筑的保护理念与方式，围绕古建筑新旧关系处理手法，阐述了中欧古建筑保护现状的差异。

经过近两天的发言与讨论，促进了学习交流、激发了科研热情、增长了见识胆量。2015年业务科研成果汇报呈现出三个特点，一是参加人员多，汇报人数量创新高；二是涵盖领域广，包含考古、文物保护修复、古建及文物保护规划等，与我院三大业务的布局相适应；三是出现新的科研增长点，如佛教考古、工业遗产、古建筑研究等。反映出在我院科研体系的不断完善下，业务人员科研积极性高、方向明确，队伍成长迅速，人员结构渐趋合理。

通过2015年业务科研成果汇报会，我们对自己在业务科研方面做了总结。在新的一年里，我们还将面临更多的挑战，也必然收获更丰硕的果实，在明年的这个时候，让我们继续相约在此，不见不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