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根据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孙华教授在2020年11月5日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二十周年系列活动“考古大家谈巴蜀文化”中的发言整理而成。

孙华 教授

研究者通常将战国前后四川地区的铜器称之为“巴蜀文化铜器”，是以先前十二桥文化铜器的工艺传统、器类组合和形制纹饰为基础，并吸收邻近楚文化部分因素形成的风格独特的铜器，是四川地区青铜器发展的最后阶段，其分布之广，数量之大，种类之多，制造工艺之高，都远超先前的三星堆文化和十二桥文化，达到了四川先秦铜器发展的顶峰。秦灭巴蜀后，巴蜀文化铜器的文化特色并没有立即消失，它与三星堆文化铜器、十二桥文化铜器一道构成了四川盆地一带铜器发生、发展和衰落的全过程；并与四川盆地秦汉文化铜器一起成为了巴蜀文化逐渐融汇于秦汉文化，以及秦汉帝国经营四川盆地的历史见证。

一、巴蜀文化铜器的特征与类型

（一）巴蜀文化铜器的特征

第一，巴蜀文化铜器滞后于中国中心区域，而达到了四川盆地青铜文化的高峰。巴蜀文化在四川盆地青铜文化发展的进程中无疑是最辉煌的时期，当中原青铜时代已经开始向铁器时代转变的时候，四川盆地的青铜时代和铜器使用才达到高峰。

 

第二，巴蜀文化铜器传统守旧与引进创新并存。传统守旧主要体现在巴蜀文化铜器中继续使用并发扬光大其他地方已经不见的古老铜器种类、造型和装饰；引进与创新主要体现在巴蜀文化铜器中涌现出了大量楚文化铜器，随之而来的还有晋文化和越文化铜器。

 

第三，巴蜀文化铜器的装饰特色。一方面，继承了十二桥文化已经出现的如釜、甗（釜甑）、鍪、矮柄豆和某些尖底盛等素面铜容器，不装饰任何纹样；另一方面，存在着装饰纹样与巴蜀符号共存，二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现象。

 

第四，巴蜀文化铜器既有像纹饰题材的元素，又有像文字构成符号的字符——“巴蜀符号”。

（二）巴蜀文化铜器的类型

巴蜀文化铜器可大致划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从晚商和西周延续下来的传统纹样和器形的铜器；第二类是按照巴蜀文化流行的陶器样式创制的新铜器种类；第三类是这一时期从四川盆地以东广义的中原地区，也就是东周时期周文化（尤其是楚文化）中引入的新器类。

巴蜀文化铜器主要种类有容器、乐器、兵器、工具和印章五种。从容器来看，巴蜀文化中几乎出铜容器的墓葬都出巴蜀系铜容器，组合及形态与巴蜀文化居址和墓葬出土的陶器大致相同，应是该文化人们主要的生活器皿；从乐器来看，巴蜀文化铜乐器的数量和种类都不多，只见“镈”、钟、钲、錞于四种，古蜀人对黄河流域外来的铜器种类是有选择性接收的，尤其是春秋中期开明氏蜀国建立以后，受楚文化影响，制礼作乐，逐渐引入了铜乐器作为礼乐用器；从武器来看，它是巴蜀文化铜器中富于特色的器种，几乎所有出土铜器的墓葬都随葬有武器，从中可见巴蜀文化 先民的尚武精神；从工具来看，它是巴蜀文化铜器的一个特色，不少巴蜀文化的墓葬都要随葬一套铜工具，规模越大的墓葬，随葬铜工具越多；从印章来看，它在巴蜀文化铜器中数量较多，很具特色，首先流行于成都平原，以后才行用于四川其他地区。首先使用铜印章的是蜀国上层贵族，以后才推广至下层贵族和武士阶层。铜印的形态和巴蜀符号印文可能有等级的差异，如方形和连钺形等级较高，长方形和圆形等级较低。直到汉字逐渐流行的西汉初期以后，巴蜀符号铜印章才基本消失。

 

二、巴蜀文化铜器的分期与年代

巴蜀文化铜器可大致分为三期：

（一）前期：春秋中晚期（公元前600年—公元前450年）

这一时期巴蜀文化铜器主要体现了四川盆地的传统延续性，铜器数量和种类较少，典型的巴蜀文化素面圜底铜容器、巴蜀符号铜印章、“豹斑纹”的铜武器表面处理工艺和巴蜀符号都还没有出现，巴蜀文化铜器的特色还在形成中。

 

（二）中期：战国时期（公元前450年—公元前250年）

 

这是典型的巴蜀文化铜器风格呈现时期，墓地和墓葬数量增加许多，出土铜器数量大幅度增加，成为四川铜器发展的高峰，墓葬通常会随葬素面的釜、甗（釜甑组合）、鍪等巴蜀系素面铜容器，也会随葬一套或多套铜武器和铜工具；武器组合通常为剑、戈、矛、钺，“豹斑纹”的铜武器表面处理工艺和“圆斑纹“的装饰工艺都已出现并在武器上常见；铜印章渐广泛使用，巴蜀符号已经普遍使用。

 

（三）后期：战国末期至西汉早期（公元前250年—公元前200年）

这一时期是巴蜀文化铜器传统仍然延续的时期，也是秦汉文化铜器因素不断增强的时期，最终取代了巴蜀文化因素。巴蜀文化铜器的因素在逐渐弱化，传统样式兵器如三角援戈、双翼形戈、胡尾后勾的中胡戈等器类在这一期趋于消失；楚文化因素也随之减少，秦文化因素逐渐增多，器类中已不见巴蜀文化传统的铜罍、尖底盛等器型。

讲座现场

三、巴蜀文化铜器若干现象的历史系连

巴蜀文化铜器三个发展时期反映了春秋中期至西汉初期四川盆地铜器风格从形成到消亡的发展过程，以及其反映的铜器阶段性风格变化、文化因素的变化以及分布空间的变化等，这与巴蜀两国的历史发展进程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巴蜀文化早期铜器反映的巴蜀历史

春秋中晚期巴蜀文化新风格的铜器受到楚文化影响，使人联想到文献记载中“荆人鳖灵”的蜀国古史传说，这个时间段正是楚文化铜器因素影响四川盆地的时代，从巴蜀文化铜器的楚文化因素出现时间来看，荆人鳖灵称王蜀国的四川古史传说应该具有一定的历史真实。

（二）巴蜀文化早中期铜器集中于成都一带的历史背景

战国前期，巴蜀文化早中期铜器的数量迅速增加，出土地点绝大多数都集中今成都旧城区及其附近，也就是古蜀国最后一个都城周边，距离成都越远，出土铜器的地点越少，并且往往属于战国中后期的遗存。巴蜀文化墓葬基本上都出土有成套的铜武器，反映了这些铜器的拥有者都兼有从事作战的职责。古蜀国的武装力量在秦灭巴蜀前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都集中在都城一带，说明古蜀国是权力高度集中于蜀王的国家政体。古蜀王集中管控这支武装力量，可以与同处四川盆地的巴国争夺土地，甚至北上与秦国争夺汉中地区，东向与楚国争夺峡江地区，蜀国的国力曾经一度到达空前的高度。

（三）从巴蜀文化中晚期铜器的扩散谈秦国统治巴蜀的政治措施

大约从战国后期开始，尤其是在秦灭巴蜀以后，古蜀国特有的船棺墓地和铜器开始从成都附近向四川盆地其它地区扩散，从战国中期晚段一直延续统一后的秦王朝时期，直到西汉初期才发生变化。结合历史文献反映的秦国三封蜀侯及其对巴蜀土著族群的怀柔措施，可以推知，秦国灭掉巴蜀后，考虑到“蜀伯尚强”，采取了多种措施加强秦国在四川盆地的治权。除了逐渐变封建制为郡县制并向蜀地派驻较大规模的军队外，还有保留蜀国原有的军事组织，将之分解成若干小单位纳入了秦国的“蜀相”、“蜀守”的直接管辖之下，派驻在先前巴蜀的重要地区；对巴蜀地区土著人群采取怀柔政策，减轻赋税以及从关中秦国故地和以后占领的东方六国移民充实巴蜀地区等三个主要措施。   

整理：徐   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