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度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业务科研汇报会
2021年度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业务科研汇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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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月21日,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学术科研周之2021年度业务科研汇报会在枇杷山书院举行。来自考古研究所、石窟考古中心、大遗址考古和保护中心、文物修复研究所、建筑遗产研究所、公众考古中心、文物保管研究所的20名专业技术人员围绕考古发现研究、文物修复保护、古建保护研究等主题进行汇报。

 

考古研究所 高磊 在《丰都犀牛洞遗址2021年度考古工作汇报》中分享了重庆丰都犀牛洞遗址最新考古发掘成果。2021年7月,重庆自然博物馆、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组成联合考古队对犀牛洞遗址开展主动性考古工作,发掘清理古人类牙齿化石、动物化石、石制品等各类标本700余件。测年结果显示,犀牛洞遗址的年代为距今4.1-4.5万年,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犀牛洞的考古发掘,对研究三峡地区旧石器时代文化、第四纪古环境古气候有重要的价值。

 

犀牛洞遗址出土石器(高磊 供图)

 

考古研究所 冯彦萌 汇报的题目是《“凡葬必于高陵之上”——高新区金凤镇黑房子崖墓群考古发掘与收获》。黑房子崖墓群位于一处近椭圆形山岗上,东坡有墓葬11座,西坡有12座,均为单室崖墓,由墓道、墓门、甬道、墓室4部分组成,部分墓室内发现棺床、灶台,墓葬盗扰严重,出土随葬品较少。根据墓葬朝向、规模大小、墓内附属设施、随葬品等情况推断,该墓群时代为东汉至六朝。黑房子崖墓群数量众多,各组墓葬朝向有别、排列有序,应是有意识规划的家族墓地。其分布规模较大,延续时间较长,为深入研究川渝地区东汉至六朝时期的墓葬形制、丧葬文化等提供了重要的实物材料。

黑房子崖墓群全景(冯彦萌 供图)

 

石窟考古中心 牛英彬 在《2021年重庆石窟寺考古发现与初步认识》中,分享了2021年在潼南、江津、北碚等区开展石窟寺考古调查、发掘的工作成果。摩崖造像调查主要集中于潼南地区,发现了大量中晚唐时期、宋代造像,为开展重庆中小型石窟寺分期和分区研究奠定了基础。潼南万佛岩摩崖造像及寺庙建筑基址主动性考古发掘,揭露一座唐代龛前建筑及一组明代寺庙建筑基址,为研究川渝石窟寺龛前建筑形制及寺院布局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本次在潼南万佛岩、江津龙登山、北碚相思岩均发现较多唐宋时期摩崖瘗龛、摩崖瘗塔,这类遗存在川渝地区石窟寺中较为少见,对研究僧人瘗埋制度及石窟寺的功能分区有重要价值。

第51号龛   观无量寿经变(唐代)(牛英彬 供图)

 

考古研究所 马晓娇 作题为《梁平赤牛城遗址2021年度考古工作收获》报告。2021年3月-9月,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对赤牛城遗址开展考古工作,发现赤牛城的外堡、前哨阵地、瓮城、暗门等遗迹,对研究川渝山城防御体系有重要的作用。将军庙遗址区的发掘工作,揭露了牛头寺寺庙基址的结构布局;高台基建筑基址的发掘、水池的解剖,为深入研究赤牛城使用过程提供了依据。锁口丘水坝是三峡地区首次通过考古工作发现的宋代水利工程,该项发现填补了三峡地区水利研究的空白。

赤牛城锁口丘水坝北段及柱洞区(马晓娇 供图)

 

大遗址考古和保护中心 蔡亚林 汇报的题目是《忠县皇华城2021年度考古发现与收获》。2021年,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对皇华城遗址开展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工作。调查面积约5万平方米,新发现南一字城墙及六号墩台,为结合北一字城墙,从较大视野研究城址布局和内外城关系提供了新视角。勘探面积32万平方米,新发现房址、灰坑、墓葬、水池、水坝等遗存78处,进一步摸清了遗址历史文化内涵。在校场中部、梯田、马堃亭、井丘等区域开展了考古发掘工作,清理揭露一批规模较大、规格较高、形制特殊的建筑基址,在城址布局结构、沿革变迁、功能分区、生业模式和价值提炼等方面,均取得了突破性认识。

皇华城南一字城墙及墩台(蔡亚林 供图)

 

考古研究所 唐勇 在《2021年度万州区天生城遗址考古发掘收获》中,介绍了万州天生城遗址最新考古成果。2021年4月-8月,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中山大学对天生城遗址开展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发掘面积3100平方米,发现新石器时代、商周、汉-六朝和宋代遗存。天生城遗址发现的新石器时代、商周时期遗存,证实天生城早在先秦时期已是一处人类生活居址,为研究三峡地区先秦时期人类聚落选址提供了新的思考和方向;首次发现汉-六朝时期遗存,进一步扩充了天生城遗址文化内涵;发掘一处宋代大型建筑基址,以实物印证了天生城作为宋元(蒙)山城遗址群的史实。 

天生城宋代房址(F23)  (唐勇 供图)

 

考古研究所 孙治刚 作题为《奉节白帝城遗址明代建筑基址的考古发现与初步认识》的报告。2021年,我院对白帝城白帝村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发现明代大型建筑基址1处,建筑规模及营造特征与建筑群前方存留的重建瞿塘卫右千户所碑记载内容基本一致,应为明代嘉靖丁酉年(1537)至嘉靖庚子年(1540年)重建的瞿塘卫右千户所的重要组成部分,证明白帝城遗址自汉、六朝、唐、宋元、明不同时期都是扼守夔门天险的军事重镇,为明代卫所制度、卫所公署建筑布局与营造等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白帝城遗址陈家包明代建筑基址全景 (孙治刚 供图)

 

大遗址考古和保护中心 胡立敏 作《2021年钓鱼城遗址考古新发现》的汇报。2021年钓鱼城考古工作涉及考古调查、考古勘探、考古发掘和石窟寺及石刻专项等方面。考古调查面积约60000平方米,初步摸清青华门、皇宫及马鞍山区域遗存分布情况,填补了上述区域遗存空白。考古勘探150000平方米,对钓鱼城西部二级阶地、大天池、始关门遗址文物埋藏状况有了更深入的认识。考古发掘面积776.1平方米,大草房遗址揭露出宗教建筑及生产设施遗存,进一步丰富了钓鱼城宋代文化内涵;九口锅遗址新发现的宋代城门为钓鱼城分区布局研究提供了新证据、新方向。石窟寺及石刻专项工作系统收集整理了钓鱼城石窟寺造像、碑刻及摩崖题刻资料,新发现的多处宋元(蒙)战争时期摩崖题刻为钓鱼城考古和历史研究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材料,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钓鱼城大草房遗址宗教建筑(胡立敏 供图)

 

考古研究所 汪伟 作题为《宋元(蒙)战略博弈中的多功城》的报告。多功城遗址位于重庆市两江新区,考古发现大量建筑基址和遗物,研究表明多功城遗址筑城年代为南宋晚期,城址规模较小,布局简单,功能较为单一,军事属性较强,符合文献中栅、寨、堡等军事防御单元的特征。结合文献推测多功城的主要使用年代在1268-1275年,使用时间较短,目的是立城寨于要冲,以扼元(蒙)郡,同时联络钓鱼城与重庆主城,兼顾重庆主城前哨作用,体现了蒙元从攻蜀灭宋到先占襄阳后定江南战略转折的时代背景,填补了山城防御体系考古与研究的相关空白。

多功城遗址远景(汪伟 供图)

 

文物修复研究所 顾来沅 在《奉节白帝城博物馆馆藏青铜器保护修复研究》中分享了奉节白帝城博物馆馆藏青铜器的保护修复成果。这批青铜器包括生活用具、兵器及乐器,涉及战国、汉代和宋代三个时期。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应用多种科技检测手段对器物的病害状况、本体材质、内部结构进行分析,充分挖掘文物蕴含的历史信息;以科学修复为宗旨,对残缺的6件战国柳叶青铜剑和楚式剑采取参照性复原,遵循修复材料可再处理性原则,达到修复后视觉效果可识别性和满足陈列展览美观需要的统一,为丰富展陈形式、充实展览内容提供了支撑。

汉铜洗的检测分析及保护修复前后(顾来沅 供图)

 

建筑遗产研究所 韩昭彦 在《从双星桥迁移工程浅谈石拱桥搬迁技术要点》中介绍了双星桥的迁移工作,并对石拱桥保护过程中的技术难点和解决方案进行探讨。在文物保护基本原则指导下,从选址、拆卸和重建三方面对双星桥成功实施搬迁保护。他认为,双星桥石拱桥搬迁应坚持“两拱同时对称卸荷和拱券两侧压力基本保持均衡”的原则,采用复勘、编号、防护和拆卸四个步骤对双星桥进行拆卸,并按照基础、支架和砌筑三道程序在新址复建。双星桥石拱桥的搬迁保护工程是一次重要的文物搬迁保护实践,对重庆山区桥梁搬迁复原有指导性作用。

搬迁重建的双星桥(韩昭彦  供图)

 

公众考古中心 吴广 汇报的题目是《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信息智慧平台建设思考与实践》。近年来,国家对文物信息化建设出台相关规划和政策,为建设信息智慧平台提供支持和指导。我院建设信息智慧平台的目标是管理信息化、流程标准化、项目定制化和研究精细化。智慧平台的建立符合田野考古、建筑遗产、文物修复、保管和科研管理等多项需求,将院内各业务环节和各类数据信息进行关联,实现信息、业务和资源的协同,有利于业务工作高效运转,助推研究的精度和深度,提升我院整体业务管理水平。

科技创新与运用(吴广 供图)

 

考古研究所 杨鹏强 在《关于田野绘图格式规范的几个问题》中,以国家文物局发布的《田野考古制图》为基础,结合工作经验对田野工作绘图中部分格式规范进行简要介绍。他对田野工作遗迹图中的平剖面图的剖切类型和配置方式,指北针的类型、标注和画法,比例尺、图例和文字说明的格式,以及遗迹探方图中分层平面图和四壁图部分格式进行规范,并强调了格式规范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   

平剖面剖切类型(杨鹏强 供图)

 

文物保管研究所 陈姗姗 在《陶高柄器座的考古学研究》中介绍了陶高柄器座的界定、形制演变和文化内涵。“高柄器座”主要分布在夏商周时期的峡江、汉水上游以及川西地区,存在从碗形至漏斗形再到杯形的形态演变过程。高柄器座与巴文化和蜀文化密切相关。她认为高柄器座应起源于峡江地区,很有可能为早期巴人所创造,并通过某种途径传播至川西地区。关于高柄器座的用途,通常认为是巴人实用器的器座,也可作为原始宗教仪式中沟通天地人神的礼器使用。

高柄器座 左:城固宝山遗址 右:云阳丝栗包遗址 (陈姗姗 供图)

 

考古研究所 卢林明 在《云阳李家坝遗址出土铜器的生产研究问题》中,通过铜器微量元素分组、铅同位素比值研究法和散点图分析法对云阳李家坝遗址出土的82件铜器进行分析,结合实验数据对铜器产地、铜料和铅料来源等问题进行探讨。他认为李家坝遗址出土铜器以铅锡青铜为主,其代表的巴文化与以成都平原为代表的蜀文化铜器生产原料明显不同。李家坝遗址出土铜器生产原料来源复杂,可能与战国时期巴文化地区频繁的文化交流有关。

微量元素分组验证散点图(卢林明 供图)

 

考古研究所 王洪领 汇报的题目是《三峡腹心、遗珍重光——忠县中坝窖藏新探》。从窖藏出土概况、器物特征分析,他认为中坝窖藏出土瓷器年代为元代中后期,窑口涉及浙江龙泉窑、江西景德镇窑和重庆本地瓷窑等。与川渝地区其他窖藏比较,推断中坝窖藏的埋藏年代为至正十七年(1357)前后,与元末明玉珍入川据蜀这一历史事件有很大的关系。窖藏出土外来瓷器是元代瓷窑生产格局的直接反应。分析表明,当时重庆本地瓷器虽仍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但产品质量大幅下降,侧面反映本地涂山窑销售市场逐渐萎缩,在外来产品冲击下被淘汰的趋势。

中坝窖藏出土情况(王洪领  供图)

 

考古研究所 黄伟 在《重庆地区明代墓葬概述》中,对重庆地区明代墓葬的分布概况、墓葬形制、葬具及随葬品情况进行介绍。重庆地区明代墓葬分布广泛,形成了散布山地的开放格局,主要分为渝东、渝西两大片区。墓葬形制以石室墓为主,砖室墓和土坑墓较少。多为中小型墓葬,一般以木棺为葬具,随葬品有陶、瓷、铜、铁器等,部分墓葬墓室中见有石质墓志、墓碑,墓主身份多为中小平民。总体表明,明代墓葬较前代呈简约化趋势,这与丧葬观念的变化密切相关;受地理环境和移民政策等影响,产生了多遵循宗法礼制的家族合葬多室墓。同时本地区出土双联谷仓罐在其他地区鲜有发现,其是否为伴随多室合葬墓产生的新器型值得进一步研究。

明墓出土谷仓罐(黄伟 供图)

 

文物修复研究所 张良帅 汇报的题目是《石佛寺遗址摩崖造像本体保护研究进展》。石佛寺遗址摩崖造像本体材料主要由砂岩和彩绘两部分组成,病害类型包括表层劣化、岩体开裂、颜料老化剥落、微生物污染和动物人类的破坏等几种。张良帅利用多种仪器对摩崖造像本体妆彩材料、砂岩理化属性、病害种类与分布进行科学分析,利用显微观察与高通量测序技术对本体表面附生生物种属进行鉴定。在数据分析的基础上,对摩崖造像本体在“水-热-盐-酸-生物”耦合作用下的劣化损伤机理进行探讨。最后,他介绍针对病害现状进行的相关保护试验进展,该研究为重庆市中小型石窟寺及摩崖造像的本体保护技术探索积累了经验。

石窟寺病害——表层劣化(张良帅 供图)

 

文物修复研究所 贾一鸣 汇报的题目是《有机凝胶与静电纺聚合物非织造材料复合并用于高效清洁达玛脂老化层》,他在该项研究中设计以绿色有机凝胶为核心、以连续亚微米纤维非织造材料聚乙烯醇或聚酰胺6,6为表面材料相结合制备的新型夹心状复合物。通过OM、Micro-FTIR、DMA等表征该复合材料的物理性质和清洁性能,结果显示电纺非织造材料可以提高有机凝胶的抗弯曲性,使其更易于使用;该材料减少了溶剂在颜料层的扩散,使复合材料的表面具有更加粗糙多孔的微观结构,起到了出色的清洁作用。本项研究为墓葬壁画、妆彩、油画等文物的清洁材料研发提供重要思路,有助于提升新材料在文物保护中的应用。

有机凝胶与静电纺聚合物非织造复合材料结构与清洁效果示意图(贾一鸣 供图)

 

建筑遗产研究所 孙慧 在《“门道”——重庆传统民居大门形制研究》中,以重庆现存传统民居大门为研究对象,重点讨论大门的形制特征。她将重庆传统民居大门分为八字形、一字形和特殊形制三种形制,从大门的位置、立面造型对八字形和一字形大门进行分类研究。最后,对民居大门形制进行文化解构,探究背后蕴含的文化内涵。

涪陵刘作勤庄园大门(牌坊式)(孙慧 供图)

           整理:马晓娇 卫亚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