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渝中区众多老地名中有天官府、太师坊、三世尚书坊、蹇家花园、蹇家巷、蹇家桥、蹇家观等与蹇氏家族有关，有人称蹇氏家族为明代重庆第一名门望族，有人却对蹇义其人其事知之不详，流传民间的故事又颇多夸大之辞。我在工作中查阅了一些相关资料，就所知所学，下面来聊一聊这位“重庆老乡”的故事。

什么是首辅？首辅或称“首揆”、“元辅”，习惯上是指内阁的首席大学士。那内阁又是什么？太祖为了抑制相权，在废除丞相制度后仿宋代制度设内阁于殿廷，以品秩较低的文臣担任大学士，作为皇帝的顾问和秘书。

仁宣以前，内阁阁臣品阶较低，既不兼六部事务又无下属，对皇权毫无威胁。成祖时，大学士参预机务的机会更多，但主要还是作为顾问和秘书使用，日常政务由六部分担，论职责，吏部尚书算得上是文官之首。仁宣两朝时，杨士奇等大学士资历和品阶逐渐上升，皇帝对他们十分倚重，明史上说，宣宗大小政务都听取大学士杨士奇等人的意见。虽然当时吏部蹇义、户部夏原吉等人也经常被召见，但是皇帝更亲近阁臣。双方意见不一的时候，皇帝往往选择相信阁臣。到了嘉靖年间（1522~1566年），大学士大都兼任尚书，班次列在六部尚书之上，掌握了朝政事务，内阁的首辅才真正成为百官之首。

综上所述，成祖“简翰林官直入文渊阁，参预机务”的时候，蹇义已经是从一品的吏部尚书，自然不会高职低就去做阁臣。《明英宗实录》记载蹇义曾经兼任华盖殿大学士，但是其他文献都没有这一说法。当时的华盖殿大学士是杨士奇，因此明史宰辅年表中并无蹇义之名。从永乐元年（1403年）到宣德三年（1428年）蹇义一直任吏部尚书，掌握了官吏任免考核大权，地位“无与并者”。仁宗即位后，蹇义进少师，仅在张辅（太师）、沐晟（太傅）、陈懋（太保）之后而位列大学士杨士奇（少傅）之前。张辅、沐晟、陈懋等人属于武勋集团，蹇义实际上位列仁宣两朝文官之首，死后更是赠官正一品，称他为明代重庆第一高官也不为过。

 

蹇义从二十二岁步入仕途，历经太祖、建文帝、成祖、仁宗、宣宗、英宗五朝六帝，做到文官巅峰，是明代最为辉煌历史的见证者。然而，各方对蹇义的功绩却是众说纷纭，就让我们沿着他的官路历程来看看这位“蹇天官”的功绩到底如何吧。

蹇义以第三甲赐同进士出身，擢中书舍人（从七品职官），授征仕郎（从七品升授散阶），在这一届的“同年”中并不显眼。蹇义在从七品的中书舍人位置一干就是十三年（期间继母罗氏丁忧两年多）。虽然杨荣为他死后写的神道碑铭和杨士奇写的墓志铭有“满三载当迁，特命满九载，曰:朕（太祖）且用义”的褒扬说法，但是明史记载的职官制度对官吏的考核是三年一考，连续三次考核情况综合起来决定官职升降。因此，蹇义是因为太祖看重而长期在身边留用，还是表现一般不得升迁，不得而知。 

建文帝即位以后破格提拔蹇义为吏部右侍郎（正三品职官），授嘉议大夫（正三品初授散阶），蹇义把“小心敬慎，未尝忤色”的举止延续下来，在四年的“建文新政”期间惟命是从，甚至毫无建言，遭到国子博士王绅的谴责。蹇义显然对锐意改革、变更太祖旧制的建文帝没有多少感情，当成祖攻进南京推翻建文帝时，他站到了欢迎新君的队伍中。

明成祖朱棣画像

成祖对于识时务的蹇义给予重赏，立即升迁为吏部左侍郎，两个月后就取代了原吏部尚书张紞，正式任吏部尚书（正二品职官），授资善大夫（正二品初授散阶）。成祖在位二十二年，国家经济与社会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全国统一形势更加拓展和稳固，国力达到鼎盛，百姓安乐。虽然文献上几乎没有蹇义在这期间发生的重大事件中（包括迁都北京、郑和下西洋、修纂《永乐大典》、疏通运河、威服蒙古、收复安南等）直接参与执行或者向皇帝建言献策的记载，但是作为负责“天下官吏选授、封勋、考课之政令”的吏部尚书，在“详定赋役诸制”之外，蹇义应做出了很多贡献。

册封太子后，蹇义兼任詹事府詹事，成为太子朱高炽（仁宗）身边的第一辅臣。当时成祖父子不亲近，蹇义负责传递谕旨，总能符合双方心意，因此蹇义颇受皇帝和太子的爱重，三年后升授资政大夫（正二品升授散阶）。此后，成祖多次率军出征，蹇义承担了辅佐太子监国的重任，同时还数次兼管礼部事务。

蹇义父丧，成祖和太子不但派遣官员赏赐祭祀，而且丧事结束就下诏“夺情起复”（明代丁忧制度规定，文官须在家守孝不计闰月共二十七个月的时间。夺情起复，就是夺其哀情令其留任或者复职）。

该年七月，礼部尚书吕震的女婿朝参失仪，太子看在吕震的份上没有追究，但是北伐归来的成祖认为身为太子府詹事蹇义失职，将其下狱，八个月后才官复原职。所以仁宗即位后，对这位东宫旧臣更是倚重有加，在位一年的时间里先后进少保、少傅、少师（俱为从一品职官），拿（少保、吏部尚书）两份薪水，授荣禄大夫（从一品初授散阶），并封赠三代及妻，让他真正成为文官之首。

宣宗即位后，对这位五朝老臣更是十分敬重，命他监修成祖、仁宗两朝实录。宣宗在宣德元年（1426年）征伐汉王朱高煦、宣德三年（1428年）巡边击败兀良哈两次大行动中都带了蹇义随行。在关于安南黎利遣人请求大明册封前朝陈氏后人的事件上，蹇义和英国公张辅坚决反对，但是宣宗在大学士杨士奇、杨荣的力主下，逐渐放弃了对安南的所有权。此后，宣帝以蹇义年事已高为由，保留其官位俸禄但不再承担庶务。至此，蹇义基本退出政坛。

明宣宗朱瞻基画像

正月丁亥，因为心疾复发，蹇义病逝于北京，死后赠特进光禄大夫（正一品升授散阶）、太师（正一品职官），谥忠定。 

蹇义为政四十余年，至从七品起步到正一品，历经五朝六帝荣宠不衰的事迹于文献主要见于《明史》《明英宗实录》《明名臣琬琰录》以及《明史纪事本末》等史料。此外，蹇氏同宗自治会1981年修订的《蹇氏族志》根据最早修于清代顺治年间的族谱重修而成。虽然族志上最早的撰序者为明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蹇义五世孙蹇蕙，但是经过多次重修后，颇多错谬，史料价值值得商榷。在文物考古方面，有出土的大学士杨荣所撰蹇义神道碑铭可供参考。资料虽不多，但是依然可以分析一下这位五朝六帝政坛老臣的官场智慧。

首先，蹇义少年老成，为官做事小心谨慎。蹇义少年“端重不好弄而嗜学弗懈”，当时的重庆知府殷哲对他评价很高，让家境一般的蹇义入了府学学习。蹇义考中三甲，并成为二十个中书舍人中的一员。他做人做事小心谨慎的性格让他在仕途中第一次得益。太祖问他是否蹇叔（春秋时期秦国名臣）的后人时，蹇义诚笃的态度让太祖为其“更名义，手书赐之”，留其随侍十余年，这是蹇义仕途的最大资本。即使蹇义从七品的中书舍人做了十三年，但是也能够在建文帝即位后立即品级八连跳，升任正三品的吏部右侍郎，将洪武十八年（1385年）的进士同年们远远抛在身后。

其次，蹇义善于审时度势，揣摩上意。建文帝对他连提八级可谓皇恩浩荡，他却察觉到建文帝改革时弊的操切态度，对“建文新政”并不看好，四年内并无大作为。成祖即位伊始，蹇义看到了新君的雄心和气魄，便积极建言部分废除“建文新政”的建议，留下了好印象，迅速被升为吏部尚书和东宫幕僚长。永乐十四年（1416年），成祖拿汉王朱高煦夺嫡谋及诸不轨状的传闻问蹇义，“义不对”，反而是杨士奇直言汉王之过。但是，这样的处世态度为谢缙不齿，成祖命谢缙提出对十名廷臣的看法时，谢缙写下“蹇义天资厚重，中无定见”的评价。仁宗即位后将这个评价拿给杨士奇看，说“（谢缙）观所论列，皆有定见”。宣德三年（1428年）宣宗欲废后改立，蹇义投了赞成票，并对夏原吉、杨士奇说“皇帝想这么做很久了，不是我们能阻止的”。就此事而言，蹇义旗帜鲜明地站在皇帝的一边，深得皇帝好感。

再次，蹇义为官谨慎出言，明哲保身。永乐一朝，太子与汉王之争贯穿始终，东宫幕僚都有下狱甚至处死的案例，唯独蹇义少有获罪。永乐十一年（1413年），因为太子迎驾迟缓，成祖认为太子辅官失职，东宫官僚俱下狱，蹇义却当日就被赦免。成祖死后关于仁宗服孝的问题上，吕震和杨士奇各执两端，蹇义态度暧昧，仁宗说“梓宫在殡，易服岂臣子所忍言，士奇执是也”，显然对于蹇义过分小心，不表立场的态度有所不满。明史记载，仁宗赐“绳愆纠谬”印信后，对蹇义等说：“我对你们以诚相待，希望你们辅佐我，可是只有杨士奇五次上书提意见，你们却一言不发。”可见中年以后的蹇义在官场谨小慎微。

洪武初，铸印局铸中外诸司印信……初，太祖重御史之职，分河南等十三道，每道铸二印，文曰“绳愆纠缪”，守院御史掌其一，其一藏内府，有事则受以出，复命则纳之。洪武二十三年，都御史袁泰言各道印篆相类。乃命改制某道监察御史，其奉差者，则曰“巡按某处监察御史”，铜印直纽，有眼，方一寸五分，厚三分，八叠篆文。

（《明史·卷六十八 舆服四》）

注释：绳愆纠缪，意为改正过失，纠正错误。

 

最后，蹇义对同僚“为人质直孝友、善处僚友间”。仁宗时，大学士杨荣向皇帝说蹇义坏话，蹇义却说，这不是杨荣的问题，而是杨荣身边有人怂恿，希望陛下慎察。故此，仁宗赐印“蹇忠贞印”、宣宗赐章“忠厚宽宏”、英宗赐谥号“忠定”，都彰显了蹇义的宅心仁厚。蹇义死后，两大阁臣杨士奇和杨荣分别为他撰写了墓志铭和神道碑铭，明史中极为少见。两篇铭文所用褒义之词较多，这是比较高的评价。

 

《明英宗实录》

成书于成化三年（1467年）的《明英宗实录》卷一评价蹇义“然遇事少断，常持两端，且短于才。际遇累朝，久在显位，虽膺殊宠，而无所建明云。”此时蹇义已经过世三十余年，昔日同僚下属多已不在其位，子孙中也没有高官在朝，这个评价大约更为客观。如同杨士奇所言“一念惟仁，永矢不渝，寅畏小心，保终犹初”，也是蹇义一生的性格写照。

在重庆，蹇义和他的家族留下许多地名，但时至今日可以明确定为文物的只有天官府和蹇氏家族墓地。

关于天官府，很多文章说为宣宗所赐，并有手书楹联云云。其实，按照文献的说法，宣宗赐第在北京崇文门（文明门）外，所以重庆的天官府应该是蹇氏家族自建老宅。数百年来，天官府逐渐毁坏，衍变为街名，真正的天官府早已不存，现在大众眼中的天官府早已不是明代旧宅，其建筑风貌完全是近代风格。

蹇氏家族墓地在十余年前被考古工作者确认，但是没有经过考古发掘，与家谱中的《先祖坟墓图》无法一一对应。根据神道碑记载的位置推测，真正的蹇义墓也有可能在历史浩劫中不复存在。杨士奇撰写的墓志铭已无法找到，只能从文献中一窥究竟。目前还保留在原地的只有神道两端的一座碑亭和大学士杨荣所撰神道碑。

历史长河浩荡而去，历史真相不可能完全复活。作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者，只能大胆推测，小心求证，道出我们认为的历史真实，并保护好这些即将消逝的历史留痕，让今人后人品读思考。